郭紅松繪

　　我的小說創(chuàng)作，從題材上基本可為分為兩部分：一部分屬于知青文學；另一部分大抵屬于“當下”題材。

　　因為整理一些散文隨筆，想到了從前許多事，比如年貨、布票、肉票、洗澡票、戶口簿、廁所等。我很感慨，中國確實站起來、富起來、強起來了，確實發(fā)展了，各種變化之大，不回頭比較，印象是不夠深刻的?，F(xiàn)在普通飯店的任何一桌飯菜，過去北方家庭春節(jié)都吃不到。當時見不到魚蝦，雞蛋、粉條都憑票，我直到下鄉(xiāng)前才第一次吃到點心。這種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難家庭獨有，而是當時普遍現(xiàn)象。1990年，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熱水澡。因此，我想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，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。只有從那個年代梳理過來，才能理解中國社會的發(fā)展變化。

　　我的父親是大三線建設工人，每隔幾年才回一次家。我和兩個弟弟上山下鄉(xiāng)后，家里還剩下母親、妹妹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，全靠小弟弟一人支撐，我想他承擔的家庭重擔比我們要多得多。正如秉昆入獄后，可以寫出長長的名單讓妻子去求助，弟弟和工友們的關系一直維系到他去世，這是由那個時代的生活形態(tài)造就的。他們這些留在城市的普通勞動者家庭的青年，在我們文學藝術畫廊里近乎是沉默的、缺失的。

　　當代許多作家都出身農(nóng)村，寫農(nóng)村生活信手拈來，好作品數(shù)不勝數(shù)，如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而全面描寫城市底層青年生活的長篇小說相對較少。

　　少年時代，我就喜歡讀有年代感的作品，比如《悲慘世界》《戰(zhàn)爭與和平》《復活》等，但創(chuàng)作一部有較強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難，我也一直感到準備不足。到了六十七八歲，我覺得可以動筆，也必須動筆了。

　　我從小生活在城市，了解城市底層百姓生活；我曾寫過《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》，比較熟悉知識分子、文藝界人士近50年來的心路歷程；我與老革命式的干部也有過親密接觸。這幾方面的熟悉，讓我寫起來不至于太不自信。我決定寫一部年代跨度較長的小說，通過人物關系描繪各階層之間的親疏冷暖，從民間角度盡可能廣泛地反映中國近50年來的發(fā)展圖景，這就是《人世間》。

　　我不會電腦，只能手寫，寫第一頁時不知道書名，但知道必須寫到3000多頁才能打住。有朋友提醒我，不要寫那么長，最好寫二三十萬字，好定價、好銷售，寫那么長誰買誰出誰看？我說，這不是我考慮的，我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

　　令我欣慰的是，在115萬字的《人世間》中，一些內(nèi)容是其他小說中不常見的，一些人物是文學畫廊中少有的，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僅靠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驗編出來的。它們都源于我這個作家獨特的生活積累，都有鮮明的個性特征。

　　我常常想，人類究竟為什么需要文學藝術？文學藝術是為了讓我們的生活更豐富，更是讓人類的心靈向善與美進化。

　　我曾寫過一篇文章《論好人文化的意義》，不是說“老好人”，而是對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。《人世間》里沒有太壞的人，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總是干壞事。我總是在作品中挖掘、表現(xiàn)人物好的一面。這也是我對文學的理解。美國拍了《辛德勒的名單》《動物園長的夫人》等一系列表現(xiàn)二戰(zhàn)時期普通人見義勇為的影片。

　　其實，我們國家的好人很多，文藝作品中卻好像都在表現(xiàn)斗爭。

　　有兩件事讓我頗受刺激。一次，我去一位外國朋友家，朋友的兒子正在看一部中國宮斗劇。朋友兒子問，為什么劇中人物都那么壞？朋友回答說，別相信，在我們國家人不是那樣的。還有一次，一個中國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國電影《戰(zhàn)馬》。孩子說，媽媽，這幾個人真好。孩子的媽媽說，別信，哪兒有什么好人。

　　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讓我們不再相信有好人了？其實就在我的小說《人世間》首發(fā)式前，午間新聞就報道了幾件好人好事。其中一件是一輛大客車掉進了冰河，路過的吊車司機看到后緊急啟動吊車，用高超的技術將困在客車中的人一個個救了上來。現(xiàn)實生活中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人和事。創(chuàng)作《人世間》時，我要求自己，應表現(xiàn)出多數(shù)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。創(chuàng)作完成后，我可以肯定地說，無論周圍發(fā)生什么樣的變化，我都不可能做壞人了。

　　作家是文學動物，而文學本身并不能解決什么現(xiàn)實問題，只能提供一些民間鮮活的、有質(zhì)感的認知內(nèi)容。若那些有信心、有能力、有干勁解決現(xiàn)實問題的人，偶爾也想通過文學來間接補充對民間的了解，而《人世間》又能起到一點兒這樣的作用，作為作者，我自然也是高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