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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靡麗終成一夢,給“風雅”開一份書單

          發(fā)布時間:2022-08-10 16:24:00來源: 光明網(wǎng)

            什么是風雅?我在《極致審美:晚明南方士人風雅錄》里說,“風”是國風,關乎飲食男女;“雅”指趣味,更有一種精神的高潔在里面。風,一個唇齒音,氣流輕輕推出;“雅”,一個平坦的元音,似門被輕輕推開,又似古人臨風吟誦。風雅合在一處,指涉一種生活形態(tài),一種物質性和精神性高度結合的生活。

            這種消弭了藝術與人生界限的生活在晚明——一個風華而又奢靡的年代——趨于登峰造極,半個世紀的盛放之后,又遭時代的罡風強行摧折。弦已斷,音已絕,大雅風流云散已久,但晚明士人對美精微的感受能力、精致的生活趣味已沉淀進了國人文化血脈深處。

            日本俳人松尾芭蕉曾在一次講演中說過,乾坤的變化,乃是風雅的種子。原來風雅的起處,就是隨著四季更迭搏動的那顆靈敏的心。只要心足夠放松、自如與優(yōu)雅,好的風景、好的人、好的句子,就會時時把它彈撥。都說現(xiàn)代生活關系千萬重,充滿重重焦慮,但此念一動,游目騁懷,通過閱讀重拾一份優(yōu)雅的心境,也不是沒有可能,以下是我開列的一張“風雅”書單。

            列在這份書單第一位的,是張岱(字宗子)的《陶庵夢憶》。張宗子出生紹興世家,自稱少為紈绔子弟,“極愛繁華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孌童,好鮮衣,好美食,好駿馬,好華燈,好煙火,好梨園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鳥”。這位大玩主,在我看來乃是天下一等風雅之人。

            《陶庵夢憶》寫晚明市井種種,紹興燈景、虎丘中秋、西湖香市、杭人看月,也寫上流社會的宴飲交游、古玩珍異,看他興興頭頭地說茶樓酒肆、放燈迎神、說書演戲、斗雞養(yǎng)鳥,直似一幅晚明南方浮世繪。

            張宗子生于16世紀末,是那個浮華年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,到他寫這部回憶錄時,已是窮困不堪的晚年光景。他回顧自己的一生,檢討說,種種罪案,從種種果報中見之,“繁華靡麗,過眼皆空,五十年來,總成一夢”,說的是自家身世,也是對那一瓣過早夭折的文明之花的一聲嘆息,是對那個精致時代留戀而惆悵的臨去一瞥。

            他寫童年時代在祖父的天鏡園讀書,窗外高槐深竹,一層層的綠,連書卷上的字也都透著綠意了(“幽窗開卷,字俱碧鮮”)。又說登上城外龍山看雪,“萬山載雪,明月薄之”。而他32歲那年在鎮(zhèn)江金山寺率家班演一場夜戲時,那月光則從林下漏下,“疏疏如殘雪”。

            他寫的去南京找閔老子斗茶的故事,寫與朱楚生等一干文藝青年坐船去定香橋看紅葉的故事,寫陳洪綬在西湖岳廟夜追一個女子的故事,筆墨熱鬧如同小說。他寫交游的同時代女子,筆端更見情意,說朱楚生,色不甚美,“楚楚謖謖,其孤意在眉,其深情在睫,其解意在煙視媚行”;說王月生,長得如出水紅菱,又性情寒淡,與某公子同寢食半月不吐一言,某日口動,也只“家去”二字。寫秦淮河房,則是“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”,非真風雅者不能有此文筆。

            1632年冬,張宗子往湖心亭看雪,“天與云、與山、與水,上下一白,湖上影子,惟長堤一痕、湖心亭一點,與余舟一芥、舟中人兩三粒而已”,世上自許風雅者多矣,誰人有此癡絕?

            蘇州文氏家族,堪稱吳中風雅之淵藪,大畫家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,自小身受綺麗的南方風雅文化熏染,三十出頭時寫了一本書叫《長物志》,書分室廬、花木、水石、禽魚、蔬果、書畫、幾榻、器具、位置、衣飾、舟車、香茗十二卷,前五卷談園林基本構建,后七卷談世家所用器物的制式及擺放品位。把精神寄寓于器物,這本書最為鮮明地顯示了這一明人風習。

            何者為宜,何者不宜,在晚明這樣一個消費社會,如何使用物、消費物自有一定之規(guī),這不是文震亨一個人推許的高雅,《長物志》只不過從中抽取出了一套普遍的規(guī)則。譬如他談窗,“用木為粗格,中設細條三眼,眼方二寸”,談香爐,“惟宣銅彝爐稍大者,最為適用”“烏木最上,紫檀、花梨俱可,忌菱花、葵花諸俗式”,都有很強可操作性,是不是可以作為今人追慕風雅的實用指南?

            文震亨用“長物”經(jīng)營起來的這個世界,更多體現(xiàn)的是人與物的共生關系,這是明人風雅的基石。后世沈三白的一冊《浮生六記》,把這種風雅擴展到人與人之間,深入到日常生活每一處皺褶和肌里,去體察與觀照。書中記述的與妻子“蕓”的閨房之樂、閑情之趣,伉儷之情深篤,更讓人覺恬淡生活之楚楚可愛,以致林語堂向西人譯介此書時,把“蕓”推許為“中國文學中最可愛的女人”。

            沈三白是蘇州人,不是名門之后。據(jù)俞平伯等人考證,可知他以游幕為生,做過一些小生意,也賣過畫,喜歡園藝、旅行,偶爾濡毫伸紙,也全是真性情。此人身處乾隆年間,此時去晚明已近兩百年,可見風雅一脈,也是代有傳承。

            這種閑適、優(yōu)雅的情味,當代在汪曾祺的筆下可見其余緒。汪是小說家,沈從文的弟子,留世文章不多,又是“摟草打兔子”的心態(tài)去寫,然一冊《蒲橋集》,談掌故、談吃食、談西南聯(lián)大師友,閑適中自有深情。

            近年多說宋人風雅,但在我看來,宋人生活最為人稱許的,還是商業(yè)繁榮帶來的市井味。看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,我們會被那股濃重的市井味裹挾。宋人善飲、喜茶,文人又愛彈琴、焚香,但這些都帶著塵俗味,遠未明人玩得精熟。想看看這初始階段的風雅,還是可以看看孟元老的《東京夢華錄》,鄧之誠和伊永文的注本都是好的。(趙柏田)

          (責編: 常邦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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