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然玉

　　日前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聯(lián)合制定的《關(guān)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》（下稱《實施辦法》）發(fā)布?！秾嵤┺k法》要求，對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“應封盡封”。在訴訟終結(jié)前一律加密保存、不得公開；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的，相關(guān)部門應當主動對相關(guān)犯罪記錄予以封存。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(diào)查、幫教考察、心理疏導、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記錄也應當依法封存。

　　“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”的規(guī)定早已有之，《刑事訴訟法》就有專門條款對此予以表述。只不過，由于篇幅所限，上述法條更多還是原則性的。因其概述籠統(tǒng)，故而難免留下某些含糊空間，這體現(xiàn)在司法實踐層面，很可能就是不確定性以及“風險溢出”。由此直接導致，立法本意被扭曲，某些涉案的未成年未能得到法定保護，未能享受到應有的法益。在此背景下，《實施辦法》的頒行，顯然旨在查漏補缺，以具體化細則，提高制度的適配性。

　　最新的《實施辦法》明確，對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“應封盡封”。所謂“應封”，乃是指適用對象，也即作為上位法《刑事訴訟法》中所限定的，“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，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”；所謂“盡封”，則是指實施力度，換而言之，就是“封存”是唯一選項，沒有例外情況……在這一大的框架指引下，未成年人案低封存進一步成為“自動啟動”的標準化流程，這大大壓縮了“意外”“特例”的存在空間，也減少了“人為疏忽”的發(fā)生概率。

　　之所以出臺專門《實施辦法》，來強化“輕罪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”的落地執(zhí)行，不僅是出于“寬嚴相濟、教育與挽救相結(jié)合”的價值考量，同樣是一種務實主義的安排。我們知道，“罪刑相當”是刑法、刑罰的基本原則，“定罪量刑”是高度精準化、定量化的。理論上，某人服刑完畢，就相當于是為自己的過錯付出了相應代價。但在實際場景內(nèi)，刑滿人員卻大概率會遭遇一定程度的社會排斥，而這種民間懲戒可能往往是無休止的。犯了罪尤其是犯了輕罪的未成年人生路還長，如果不封存其案底，那么其大概率還是無法融入社會的——被歧視、被孤立，“再社會化”之路被堵死，這很可能意味著其未來成長的憧憬破滅。這是個體與全社會都不能承受之重，也是各方所應極力避免的悲劇。

　　封存涉案未成年案底，絕不是包庇縱容，而是使之能夠重新開始。這對于降低該群體的重新犯罪率，是有直接效用的。而于少年們個人而言，生活有希望，才可不至于重蹈覆轍。（然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