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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閑話明代縣令建成的一座園林

          發(fā)布時間:2024-03-14 09:35:00來源: 解放日報

            ■王麗方

            明代園林成就璀璨,在山川大地營造的園林曾經(jīng)生機勃勃,卻很快消逝于歷史的風(fēng)煙中。幸運的是,古代文人用文字記寫了很多那時的園林。

            園雖逝去,但文章留存。明代園記中那些獨特優(yōu)美的園境和富有魅力的設(shè)計,深深觸動我心,因此,我將一大批明代優(yōu)秀園境的場景樣貌通過手繪和敘述“再現(xiàn)”出來,得以在古時的山野中挖掘、采擷,捧出各種奇花異果。

            有兩篇記載同一個園林的明代園記,未入選我的明代園境案例研究,但內(nèi)容頗可玩味,從中可讀到建園的先后情景,也可探知各種人物的行為和思考,體會建設(shè)受到文人趣味和官僚趣味影響的具體情況,園的故事或明或暗串于文中。這樣的信息不多見。

            尋之覓之,佳處出之

            園在江西省鐘陵縣,是現(xiàn)今的進賢縣。它是古代縣城的一處公共景觀,由縣令主導(dǎo)建設(shè)。

            兩篇關(guān)于此園的園記,前一篇《玉版居記》,記于1602年,作者黃汝亨是當(dāng)時的縣令、萬歷年間的進士;后一篇《花捧閣記》,記于1632年,作者朱徽后來是崇禎年間的進士。

            黃汝亨是浙江人,他營造了園林、寫了園記,記錄自己的所思所為。朱徽是鐘陵本地文人,園記記錄了另一位縣令王縣令營造園林的作為。

            兩篇園記中的相關(guān)人物分為三組:一是縣令組,先后有兩位,黃汝亨和另一位沒有留文的王縣令都參與建設(shè);二是寺僧組,有創(chuàng)寺僧和守寺僧;三是民眾組,有紳士文人、樵夫牧童等。

            黃汝亨在園記中說,此間民風(fēng)節(jié)儉,觀察縣域各處,山川城郭景象看起來比較蕭瑟,缺乏美景供人欣賞。但是,城南有一寺廟叫福勝寺,離城只一里遠,那里小路僻靜,遠離喧囂,苔蘚覆蓋的石板與蒼翠的林樹相映。寺廟殿堂還算軒敞干凈。聽說之前的縣令曾經(jīng)與鄉(xiāng)紳學(xué)子五六人在此談文說藝。殿堂之后方丈之地,有修竹幾百株,古樹十幾株,大樹竟有七八個樹種,豐茂而各具姿態(tài),樹下長著細草。林木恣意舒展如野山之林,修竹生長茂盛而綠意蔥蒨。夏季酷熱難當(dāng)之時,這里足以忘暑,待清風(fēng)明月時更覺秋意入懷。黃縣令閑暇時獨自來此,感覺此處不無小勝,仿佛家鄉(xiāng)會稽山鑒湖的美景就在眼前。

            不知多久之前,創(chuàng)寺僧選擇到此地建寺。地處荒僻卻與城距離不遠。近城的優(yōu)勢產(chǎn)生后續(xù)效果,吸引了兩任縣令的注意。

            創(chuàng)寺僧乘其荒僻,拿下較大地塊,留出完整土地以備長遠使用。備用地所建矮墻不到一尺高,僅能標(biāo)示地權(quán),應(yīng)是為了節(jié)省資金。后院地大而沒有建設(shè),這成為一個機會,后來才有黃縣令選此地建園林。創(chuàng)寺僧留下備用地的謀劃,也產(chǎn)生了后續(xù)效果。

            思之寄之,無為治之

            黃汝亨建小屋于竹林間。屋的四面墻都開滿花格窗。窗之外是長廊,廊道極窄,卻有朱漆欄桿,可以踱步,也可倚靠。那些古樹在后面一區(qū),樹高而茂密,樹冠交疊覆蓋簡直像屋蓋。人安坐樹下,真有點像遠古傳說中避世不出的深山隱士。

            小屋匾額為“玉版居”。典出宋代蘇東坡與劉器之訪玉版和尚:和尚燒筍而食,劉器之覺得筍味佳美,問是何名,東坡說,這就是玉版啊,和尚高明,以此傳達禪味。三人皆笑。玉版是竹筍的別名,筍為竹林所育。想那位宋僧自號“玉版”,應(yīng)是非常愛竹,敬竹之素雅、節(jié)之高尚;想來玉版和尚所在的那座寺廟也應(yīng)有竹林美景,竹寺清幽、寺僧高雅,因此能吸引高客韻士到訪。

            黃縣令做了三件事:建屋、題額、記文。他建的屋很小,優(yōu)勢有二:一與當(dāng)?shù)孛耧L(fēng)節(jié)儉相稱,顯得收斂;二明確了園境的主次關(guān)系——新建者為客,原竹林為主,園境協(xié)調(diào)融合而不生硬。

            小屋裝飾精細。四面都有花格窗,從各個角度看,屋身都很通透,顯得空靈,長廊也輕巧通透,為竹林的清幽增加了精雅的意味。以古代文人竹寺和高僧的軼事為小屋取名,與此情此景貼切??h令借此典故,期望提升園境的品位以及寺廟的禪意??h令寫下記文,將他的所思所為傳至官民、傳至后世。

            當(dāng)時福勝寺只有僧人一二名,縣令每次看見僧人,他們多為醉酒狀態(tài)。雖然同樣有寺、有僧、有竹,但此地僧人渾渾噩噩,不知道高雅清幽為何物,恐不可托付。擔(dān)憂之余,縣令立碑刻下“玉版居約”,在此處“戒殺生,戒演戲娛樂,戒大吃大喝,戒毀壞建筑、砍伐竹樹”,違者官究。

            這一舉措也有深意。守寺僧已有品行敗落之象。縣令立戒約,防止風(fēng)氣庸俗化,寄希望于眾人共同呵護這里的清幽雅境。

            添之治之,眾人游之

            據(jù)朱徽在《花捧閣記》中所記,黃縣令離開以后20多年,園林仍是茂林修竹。每次進入那里,翠綠的樹冠高高在上,灑下的濃蔭覆蓋地面,蔥蘢之景與清遠的氣韻襲人衣襟。只要稍稍坐憩,頓時燥念消除,耳根干凈。耳邊清風(fēng)颯颯,竹節(jié)輕搖聲脆如玉擊,寺廟鐘鐸間響,不像在人世間。修竹婀娜舒拂,古樹蒼郁盤錯,晴云夜月,風(fēng)來雨往,黃昏拂曉,美景層出不窮,增詩人之幽思,助雅士之逸韻。

            與此園林相關(guān)的事以及帶來的影響頗多:其一,縣令。黃縣令從建園到離開之前,常獨自前去此園,或小飲或作詩。他離開以后,后任縣令們對此園沒有建設(shè)。其二,民眾。人們爭相效仿黃縣令,也常去福勝寺后園享受園林清幽。產(chǎn)生的效果是,福勝寺之名從此彰顯傳揚。民眾越來越多地去享受園林,他們皆遵守公約,保持了園的清幽。樵夫牧童可隨意跨越矮墻穿行后園,并沒有造成太大干擾。其三,寺僧。寺廟出名,香火興旺,守寺僧于是不斷地建設(shè)、裝飾寺廟殿宇。產(chǎn)生的效果是20多年后的福勝寺宏麗軒敞,殿宇巍然,成為縣內(nèi)最有影響力的寺廟。守寺僧遵守了行為公約,繼續(xù)維護后園環(huán)境以保持其清幽意蘊。

            黃縣令功不可沒:發(fā)現(xiàn)好地,建成好園,常去享受,寫文宣傳。由此產(chǎn)生的效果是,當(dāng)?shù)夭簧偃艘哺ミ@一園林。由此再帶動寺廟的繁榮。人多和寺旺,這兩個結(jié)果互惠,良性維系多年。而他寫文宣教于百姓,也使民眾理解了他的思想。

            無為而治的公約得到遵守,稀缺的美景得到珍重,寺廟的狀態(tài)顯著提升,寺僧認真辦寺而得到激勵。在這個山川城郭蕭瑟的縣城,一處美好的公共園林景觀難能可貴,它雖然很小,卻對教化地方發(fā)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而教化提升后,景觀也得以存活。

            朱徽還記錄:安徽人王公來做縣令,他治理有方,連逢豐年。他閑暇時去走訪黃公的舊跡,于是整飭環(huán)境,在黃公的小亭之后新建一座樓閣,建起新的圍墻,命名為“花捧閣”。閣樓一層,兩邊分出兩室。進入一層,青綠光色蒙蒙,似在深谷寒巖之間。登上閣樓二層,憑欄望去,如同立于山頂之上,竹梢都在窗下,遠望天空飛云,遠處田野,俯瞰竹林小亭,暢快異常。后園之勝又添了一座樓閣。

            兩任縣令所為的比較:黃縣令建造的小屋體量小而精致空靈,體現(xiàn)了清幽雅靜的文人藝術(shù)特征;王縣令造園的建筑規(guī)模較大,加上新建圍墻,占地又多,體量又大,所增加的不是林下之幽,而是林上遠觀之暢爽,園林被加進了一些“游樂”氣氛,原有的“清幽高雅”的意味減弱,新的建設(shè)有不同的吸引力。王縣令的審美有眾人游樂的特點。

            王縣令認為需要有專人來長期守園。于是他選來一位僧人,讓僧人居住于此專門守護。為此他又買了20畝田地、50畝山林交付給僧人,作為長久守護的經(jīng)費來源。兩位縣令的管理設(shè)置各具特點。一位是無為而治,立戒約、拉負面清單,并且輔之以正面教化,督促人們自覺維護園林,使清幽的意境得以延續(xù);一位是制度化管理,定崗、定人、定財務(wù),投入到位。由于清幽意境已被破除而游樂意味明顯,此園的后續(xù)走勢有可能轉(zhuǎn)化為吃喝、唱戲的方向。

            不論如何,從園林藝術(shù)的角度看,真正優(yōu)美的公共園林環(huán)境符合民眾的內(nèi)心需求,也發(fā)揮著化育風(fēng)俗民心的作用。而古代官員、文人對這個問題的很多感受、思考與實踐存于古代文獻的字里行間,值得我們探究和思考。

            今天,怎樣的園林和公共景觀真正受到民眾內(nèi)心的向往,對民風(fēng)具有引領(lǐng)提升作用,值得我們不斷創(chuàng)新探索。因為這是中華文明一直伴隨在人們身邊的、穿過歷史而永續(xù)不斷的景觀藝術(shù)生長。

          (責(zé)編:李雨潼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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