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到“挖掘、整理、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，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，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?！边@是對我們藏學工作者的特別要求，必須認真貫徹落實。講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，需要“接地氣”，重點在“講”，難點在“講好”，關(guān)鍵是“學習”“宣傳”與“弘揚”。

　　自古以來，中原和邊疆人民就是你來我往、頻繁互動，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。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，各族人民共御外侮、同赴國難，更是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艱苦卓絕、氣壯山河的偉大史詩，凝聚成休戚相關(guān)的命運共同體。

　　藏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，在維護國家統(tǒng)一，民族團結(jié)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。我為此寫了一些小文章。如：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就讀的藏族青年多杰才旦積極參加革命活動，用全力迎接新中國的誕生；十八軍進藏時與藏族上層人士和群眾的關(guān)系；德格的藏族上層人士夏克刀登等為進軍西藏的人民解放軍提供數(shù)千頭牦牛的故事，等等。實際上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在我們身邊無處不在。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學也有著很多感人的故事，值得挖掘、整理、宣傳，繼承謳歌，更應(yīng)該引以為榜樣，學習弘揚。

　　中央民族大學是黨和國家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、培養(yǎng)少數(shù)民族干部和高級專門人才而創(chuàng)建的一所具有鮮明特色的高等學校。學校源于1941年成立的延安民族學院。新中國成立后，經(jīng)中央政府批準，195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；1993年，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。

　　建校以來，中央民族大學的各族教師忠心向黨、忠誠不渝，無怨無悔、奉獻付出。各族師生相處融洽，關(guān)系良好，其間有著很多感人的故事。畢業(yè)學生分赴全國各地，投入革命和建設(shè)，把青春和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民族團結(jié)事業(yè)。

　　如中央民族大學校友其美卓嘎就說：“我在北京有一個漢族媽媽叫‘央金’”，她回憶說：“第一次離開西藏，前往首都北京，我們這群孩子既忐忑，又滿懷憧憬。先騎馬，然后轉(zhuǎn)乘大卡車，輾轉(zhuǎn)二十多天，我們終于到達目的地——中央民族學院（現(xiàn)為中央民族大學）。在這里，400多名西藏學生被分成9個班，學習文化課程。每個班都配有兩位漢族老師，負責照顧我們的生活。當時的條件不比現(xiàn)在，加上長途跋涉，大家頭上爬滿了虱子，衣衫也破爛不堪?？吹竭@群從西藏過來的臟兮兮的孩子們，生活老師趕緊帶我們?nèi)ダ砹税l(fā)、洗了澡，還給每個人發(fā)了嶄新的校服。第一次遠離家人的我，從老師們細心的照顧和溫柔的笑臉上感受到了溫暖。從來沒有上過學的我，在穿上新校服的那一刻，感到特別興奮和激動。學習期間，給予我最大的關(guān)心和照顧，并用她的個人魅力影響我一生的人，是班主任沈瑞芝老師。她還有一個藏族名字——央金。我們更喜歡叫她央金老師。班里我年紀最小，因此也得到了央金老師更多的照顧和關(guān)心。央金老師是上海人，1950年在中央民族學院藏語文班學習過藏語，平時，她堅持用藏語和我們這些藏族孩子交流，讓我們在遙遠的北京有了‘家’的感覺……”

　　有漢族老師回憶說“1957年初夏，我得了傳染性重感冒，被學校醫(yī)院隔離治療。學生們得知我患病，全班到醫(yī)院看望我，被于佳祥主任阻攔，于主任和同學們說：開老師得的是傳染病，必須隔離，不能探視。同學們紛紛說：“我們不怕，我們要看開老師”。同學們沒能從門口進入隔離區(qū)，就搭起了幾組人梯，踩著肩膀爬上高墻，紛紛跳入隔離院內(nèi)，女生們也和男生一樣翻墻入院。同學們見我持續(xù)高燒、精神不振，女生先哭了，隨后男生們跟著哭起來，我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。這個班的學生年齡不等，個別人甚至還比我年長，隔離室內(nèi)哭聲一片，個個成了淚人。這些同學畢業(yè)回到西藏工作后，仍然十分牽掛我，有的同學每逢新年還專門給我寄來哈達，表達美好的祝愿。藏族同學這種真誠質(zhì)樸的情感，讓我永生難忘。”

　　民族團結(jié)結(jié)碩果，為國為民獻終身。如1959年學校的藏族學生，包括不少舊貴族子弟開赴民主改革的一線。有材料表明，當時西藏工委負責人張經(jīng)武同志對正在西藏的中央民委領(lǐng)導汪鋒同志提出要中央民族學院輸送更多的藏族干部進藏。汪鋒同志當即表示同意。這些同學表現(xiàn)很好，有的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，為母校爭了光。中央民族學院十年校慶展覽時，他們的事跡整整布滿了一面墻，感動了每一個參觀者。1964年，時任中央統(tǒng)戰(zhàn)部部長李維漢同志在一次講話中不無感慨地說“中央民院為西藏培養(yǎng)干部是有功勞的”。

　　著名外國作家安娜?路易斯?斯特朗在1959年寫過一本書，專門提到在北京、在拉薩與我校22歲的藏族女學生娜珍（民主改革時，分配在大昭寺工作組，衣服是學院送的畢業(yè)禮物，天藍色的長裙，深玫瑰色的襯衣。在拉薩買的一塊漂亮的圍裙）的接觸，給予了這個年輕人很高的評價?？吹揭粋€剛離開校園的女學生在寺里工作，安娜?路易斯?斯特朗感嘆地說：“三個月前，還只是一個十分單純，深諳繁重的農(nóng)奴勞動的女孩子，沒有任何從事領(lǐng)導工作的經(jīng)驗。而如今，她已成為一名新西藏的領(lǐng)導干部?！薄拔沂钦娌恢浪窃趺创谝粋€寺院里的”。娜珍對此其實做了最好的回答。她告訴安娜?路易斯?斯特朗“過去我們頭上有太陽，但那是領(lǐng)主的太陽；如今天上有了我們自己的太陽”。

　　娜珍的成長歷程，與學校教育是分不開的。這種變化正是新中國成立后，西藏人民獲得新生的縮影，也是各民族情感交流融合的成果。

　　一個個身邊的故事挖掘、整理后，娓娓道來，抽絲剝繭，春風化雨、潤物無聲，發(fā)人深省，定會有特別的感受，更具凝聚力和感染力，也必將有助于我們引導更多的民眾，特別是青年學生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，更加熱愛偉大的祖國。（中國西藏網(wǎng) 特約撰稿人/喜饒尼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