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姚蘇杰（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教授）

　　商周時期數(shù)量巨大、內容豐富的青銅器銘文，體現(xiàn)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書寫文化。相比于其他文獻，銘文能基本反映書寫的原貌，因而對研究中國早期社會的歷史、文化、思想等，有著重要的價值。商周銅器銘文的書寫之所以如此繁盛，除了物質條件的進步與社會需求等因素外，思想、情感層面的追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用文字進行書寫是人類文明進步史上的大事，因為它代表著思想、情感的傳播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。《墨子·兼愛下》提到，今人不與“先圣六王”同時，卻能了解其德行，“以其所書于竹帛，鏤于金石，琢于盤盂，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”?？梢?，古人早已認識到書寫之于思想傳承、文明演進的價值。而在“傳遺后世子孫”方面，銅器銘文（即所謂“金石”“盤盂”）更有著無可比擬的優(yōu)勢。當古人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，青銅材質所具有的永存性，便寄托了他們對“永恒”的希冀，或者說是對生命“不朽”價值的追尋。

　　中國早期關于生命價值的體認，最有代表性的便是“三不朽”說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記載晉范宣子與魯叔孫豹討論何謂“死而不朽”。范宣子認為，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職，這便是不朽。但叔孫豹認為這只是“世祿”，并非不朽，真正的不朽應如魯國臧文仲“既沒，其言立”，即死后其言論仍能流傳后世。進而他便論述了“三不朽”的觀念：“豹聞之：‘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’雖久不廢，此之謂不朽?！奔串敃r人們認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、功、言三者的樹立與傳承，這樣才能實現(xiàn)人生的崇高價值。此種“生命價值觀”后為儒家所繼承并發(fā)揚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。當然，“三不朽”的價值觀并非《左傳》所創(chuàng)，它應來自更久遠的傳承，并有逐步演化的過程，這一點便可從銅器銘文的發(fā)展中找到線索。

　　最早的銅器銘文非常簡單，有的僅由一個或數(shù)個名詞組成，稍復雜的也僅是一個主謂句。商代晚期才有長篇銘文，其主要進步是能完整敘述一連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聯(lián)系。比如《小子[~符號~]卣》（《集成》5417，《集成》指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）銘文有四十七字，敘述器主參與一項軍事行動有功因而受到上級的賞賜，又因此制作了銅器以祭祀、告慰其亡母。顯然，這類銘文的書寫重心是“功勛”與“賞賜”，它代表著主人最有價值的榮譽，因此他希望通過銅器精確地傳達給祖先或后世。故而，此類銘文往往具備嚴密而完整的因果敘事。事實上，商周銘文絕大多數(shù)內容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，因為對當時的貴族來說，用銘文記錄其所立的功勞和所受的封賞，不僅是其人生價值的展現(xiàn)，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。由此亦可見，“三不朽”中“立功”的價值觀，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基礎，也在銅器銘文中有充分的體現(xiàn)。

　　到了西周早期，出現(xiàn)了長達百字甚至數(shù)百字的篇章，不過大部分仍以紀功、紀賞為主。但與此同時，也有部分銘文出現(xiàn)了新變，比如開始大量使用“引文”。以西周早期《大盂鼎》（《集成》2837）為例，此銘除了開篇與結尾為常見內容外，正文以四個“王若曰”或“王曰”領起，詳細記錄了周王對器主的訓話，其中既有對商周換代的經驗總結，也有對周王及器主祖先功勛的稱頌，還有對器主的夸贊、期許與封賞。器主將此類言辭完整書寫于銅器之上，除了彰顯其家族之榮譽外，顯然也有傳承歷史經驗的意圖。又如西周早期《何尊》（《集成》6014），銘文也如實記錄了周武王初遷成周之后，對包括器主“何”在內的“宗小子”的一場訓誥。此外更有一種形式特殊的銘文，其全篇都包含于引文之內，實際上可視為大段言辭的抄錄。如西周早期《沈子它簋蓋》（《集成》4330），全銘皆包含在由“它曰”領起的引文之內，且開篇即謂“拜稽首，敢敏昭告”，明確指出器主通過銘文進行“昭告”的意圖。這類形式特殊的銘文產生于西周早期，在西周中晚期趨于興盛，春秋時期仍有相當數(shù)量，至戰(zhàn)國時才最終消亡。

　　西周銘文的這一變化，不由使人想到“三不朽”中的“立言”說?？追f達謂：“立言，謂言得其要，理足可傳?！便懳臒o論是將上級（特別是周王）的訓誥作如實記錄，還是將自己的想法書寫于銅器，都是基于其言辭有“可傳”的價值。而如西周早期的《作冊益卣》（《集成》5427），其銘文以“作冊益作父辛尊，厥銘宜曰”開篇，自陳作銘之宜，更體現(xiàn)出明顯的“立言”意圖。另一方面，西周銘文的文采也有顯著進步，其寫作模式趨于多樣化，且出現(xiàn)了刻意修辭的例子。比如西周早期《毛公旅方鼎》（《集成》2724）將銘文寫成了七七、四四的整齊韻句（第三句五言，但首字為虛詞），而西周晚期《虢季子白盤》（《集成》10173）則采用了倒敘的手法。以上這些例子足以說明，“立言”這一獨特的價值觀在西周時期得到了發(fā)展。

　　銘文至西周中晚期達到鼎盛，出現(xiàn)了如《史墻盤》（《集成》10175）、《毛公鼎》（《集成》2841）這樣登峰造極的名篇。此時的銘文中出現(xiàn)了較多對祖先美德與自身品行的歌頌，最有代表性的即為《史墻盤》。該銘文采用雙線敘事，先鋪寫文王以來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偉大功勛，接著又順次敘述器主家族歷代祖先的各類美德，最后歸結到器主自身，強調其孝友、勤勉的品性，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終都以“德”作為核心。銘文的此種變化，應與當時社會對“德”的強調有關。周人崇德，但西周早期所謂的“德”似乎更多與天命相連，所以銘文中提到周文王、武王之德，往往將其與“受大（天）命”進行關聯(lián)。如《毛公鼎》謂“丕顯文武，皇天引厭厥德，配我有周，膺受大命”；《史墻盤》對文、武二王也主要稱頌其受天命滅殷之德，而對成、康、昭三王，則主要稱頌其治國之功，只有對穆、恭二王，才更強調其仁德（銘文稱“祇顯穆王”“申寧天子”，天子即恭王）。聯(lián)系現(xiàn)代學者認為穆王時代存在較大政治變革的觀點，銘文的這一變化或許就與此有關?？傊髦苤衅阢懳拈_始強調與后世相似的“德”，其中既包括對君王之德、祖先之德的頌美，也有對器主自身之德的顯揚，可見“立德”的價值觀于此時已基本形成。

　　綜上，從青銅器銘文不同階段的發(fā)展可見古人多樣的生命價值觀。這些觀念在歷史進程中逐漸演化、積淀，最終形成了“三不朽”說。這是中國早期對生命“超越價值”的深刻體認，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追求。除此之外，銅器銘文中也有大量祈禱長壽、安康以及享樂的話語，這說明古人對生命自身的現(xiàn)實價值也并不忽視。正是豐富的生命價值觀，造就了中國早期文化多彩的面貌，也奠定了此后中國人基本的人生價值取向。

　　而正如前文所說，銅器銘文對中國早期各領域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價值。如果從《漢書·郊祀志》所載漢宣帝時出土先秦有銘銅器算起，銘文的重新發(fā)現(xiàn)和研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目前已發(fā)現(xiàn)的先秦有銘銅器（含有著錄而原器散逸的）已近兩萬件，時代則涵蓋了商代早中期直至戰(zhàn)國末期。以往的銘文研究對其書寫或文學層面蘊含的規(guī)律與價值缺少足夠的重視。事實上，在商周銘文漫長的發(fā)展歷程中，其書寫模式就曾有過較為復雜的演化，其修辭技巧也存在逐步提升的過程。這對于我們探討先秦文學，特別是商代與西周文學的演進，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。而在此過程中，我們更可以通過銘文來分析當時人們思想與情感的變化，正如上文對早期生命價值觀的探討。因此，從書寫與文學角度對商周青銅器銘文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，是必要且有益的，應引起學界的關注。

　　《光明日報》（ 2022年01月22日 11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