瓷器是中國帶給全人類的偉大貢獻。中國瓷器至宋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，名窯林立，千姿百態(tài)。精美瓷器、典雅生活、高雅品位，成為南宋都城臨安的風尚，也是今天宋韻杭式生活之源。

　　宋代“五大名窯”中的官窯，就誕生于南宋臨安。南宋官窯的郊壇下窯早已發(fā)現，而修內司窯卻成了千古之謎，直到1996年……

　　今天，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發(fā)現者華雨農為您講述他與南宋官窯的千年之約：

　　1985年初春，我從生產龍泉青瓷的浙南山區(qū)麗水調到省城杭州，當時謀職的單位緊靠中河。不久之后，中河開始改造。那時候或中午，或傍晚，我總喜歡到中河邊轉一轉，看到許多人在爛泥堆里掏撿古錢幣，還有其他古物。

　　盡管從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略知中國是陶瓷之國，盡管從小捧著瓷碗吃飯長大，盡管在生產龍泉青瓷的麗水地區(qū)工作了5年且參觀過龍泉瓷廠，但我對中國古陶瓷的了解依然膚淺。

　　當時，看到一塊塊熠熠生輝的古瓷片展現在我的眼前，也看見他人花100多元人民幣買進一塊一節(jié)手指那么大的南宋官窯瓷片，我的內心深處觸動了一下：那是我2個月的工資??！

　　這是我對南宋官窯的初步印象，也隱約看到了南宋官窯的與眾不同之處。

　　史料記載，南宋官窯應有兩處，先“置窯于修內司，造青瓷，名內窯”，后“郊壇下別立新窯”。南宋郊壇下官窯窯址早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發(fā)現，但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一直沒有找到，那么，它究竟在哪里呢?

　　出于對南宋官窯的好奇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經常去南宋皇宮遺址附近一帶，跑遍了山山溝溝。那個地方，一般人可不敢隨便進去，畢竟山上處處是墓地。

　　1996年夏季的一天，我與陳方曉走進鳳凰山與萬松嶺之間的一條雜草叢生的溪溝里，從下往上，走走停停，走到半山腰時，突然眼睛一亮：這里居然有支釘、墊餅、墊圈，且還有不少匣缽，現場竟有一些南宋官窯瓷片……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，就這樣被我們發(fā)現了。

　　1996年11月8日，上海的《文匯報》對這一重大發(fā)現首先作了報道，隨后《錢江晚報》、新華社、香港《文匯報》、美國《僑報》等海內外媒體作了大量報道。

　　1997年1月12日，《中國文物報》發(fā)表了我和陳方曉撰寫的《南宋修內司官窯初論》一文，在考古、學術、收藏界引起了強烈反響。

　　隨后，杭州市考古研究所對窯址進行了考古發(fā)掘工作，2001年南宋修內司官窯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之一。

　　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的發(fā)現，在業(yè)內也引來諸多討論與質疑。

　　南宋修內司官窯在發(fā)現之前，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曾經寫過兩篇文章：《南宋官窯修內司窯址問題的商榷》與《南宋官窯窯址和有關資料》。沙老根據他對文獻資料與南宋時期人物的考證，得出了南宋修內司官窯是不存在的結論。由于沙老地位高名望大，所以浙江的考古專家也認同他的觀點，認為修內司官窯是不存在的。確實有很多專家并不認同我們的發(fā)現，有人則通過記者采訪的形式發(fā)表觀點，表示不可能有這么個窯址。

　　當然，也有北京、上海、景德鎮(zhèn)等地的專家學者支持我們。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耿寶昌先生、上海博物館的汪慶正先生，還有景德鎮(zhèn)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劉新園先生，都給我們來信，對這一次新發(fā)現表示大力支持與充分肯定。尤其是耿寶昌先生，他來信寫道：希望繼續(xù)努力，重視對兩窯產品的比較研究。

　　從此，我對南宋官窯更加關注了。我的業(yè)余時間，幾乎都用在了南宋官窯的研究與收藏方面。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發(fā)現時，我們發(fā)現有些標本類似“傳世哥窯”瓷器。

　　2004年，我在杭州古都文化研究會論文集中發(fā)表了《“傳世哥窯”疏正》一文，大膽論證了那些到南宋的所謂的“傳世哥窯”瓷器就是南宋官窯的一部分產品，我還收集了許多證據。現在，這一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同好與專家的認可與肯定。

　　30年來，我已集藏了大量的南宋官窯標本，大大小小已有上萬片之多。與大多數藏家和研究者不同，有些人會選一些釉色特別漂亮的殘片，而我專挑一些黃的紫的月白的等釉色比較偏的殘片。對于考古研究者而言，標本是最好的老師。

　　這些年，我還總結出鑒定南宋官窯瓷器的“20法”，受邀在浙江圖書館文瀾講堂、浙江藝術職業(yè)學院、清華大學藝術收藏鑒賞班、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、浙江工商大學、浙江衛(wèi)視收藏欄目等主講南宋官窯青瓷鑒賞及南宋宮廷用瓷。我也堅持在微信朋友圈與大家分享我的讀瓷心得與體會。

　　南宋修內司官窯遺址的發(fā)現既是偶然的，也是必然的。因為，這是我與南宋官窯的千年之約。（宋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