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李春青（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）

　　中國學術史上“漢學”與“宋學”的分野，主要是在解讀儒家經(jīng)典的方法上。“漢學”主要是指漢唐經(jīng)學的方法，以章句訓詁為主；宋學則主要是指道學的方法，以闡發(fā)義理為主。而具體到《詩經(jīng)》的解讀，宋學雖然依然是以闡發(fā)義理為主，但由于受到六朝以來越來越興盛的文人趣味和詩文評的影響，漸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說詩、解詩方法，體現(xiàn)了一種經(jīng)學的文學化趨勢。朱熹是道學的集大成者，同時也是道學家之《詩經(jīng)》解讀模式最有代表性的一位，故而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即以朱熹為主要對象。同為儒學一脈，朱熹代表的道學的《詩經(jīng)》解讀模式與漢唐經(jīng)學有何異同？原因何在？這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。

　　朱熹的詩歌解讀有著明確的方法意識，他說：

　　于是乎章句以綱之，訓詁以紀之，諷詠以昌之，涵濡以體之，察之情性隱微之間，審之言行樞機之始，則修身及家、平均天下之道，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。（《詩集傳序》）

　　這是朱熹的詩歌解讀模式的基本步驟，有四個相關聯(lián)的環(huán)節(jié)：一是以章句訓詁為綱紀，意為詩歌理解要有所規(guī)范，不能漫無邊際。構成詩歌文本那些文字的基本含義便是這個邊際，須在此范圍內展開理解才行，這就需要采用章句訓詁的方法。這也就是后世戴震所謂“字義明然后經(jīng)義明”的意思。這無疑是對傳統(tǒng)經(jīng)學方法，即漢學的繼承。二是通過反復諷誦而使詩義明晰起來。朱熹認為，詩歌不同于一般的文字，它是一種情感的表達，因此只有通過反復吟誦才可以更真切地體會到詩中蘊含的情感體驗。這是唐宋以來文人讀詩學詩的基本方法。三是以涵泳體認的方法穿透詩歌表面文字，體察其背后蘊含的意味。這是道學家心性之學的基本方法。最后是把從詩中體悟道德情理與生活現(xiàn)實相聯(lián)系，使之具有當下應用之效果。由此可知朱熹的《詩經(jīng)》解讀方法是綜合性的，廣泛吸收了前人的經(jīng)驗，其中既有傳統(tǒng)經(jīng)學的方法，又有六朝以降歷代文人趣味，更有周程道學之烙印。在這四個闡釋環(huán)節(jié)中，朱熹又特別強調“諷誦”的作用。他說：

　　器之問“野死有麕”。曰：“讀書之法，須識得大義，得他滋味。沒要緊處，縱理會得也無益。大凡讀書，多在諷誦中見義理。況《詩》又全在諷誦之功，所謂‘清廟之瑟，一唱而三嘆’，一人唱之，三人和之，方有意思。又如今詩曲，若只讀過，也無意思；須是歌起來，方見好處。”因說：“讀書須是有自得處。到自得處，說與人也不得?！保ā吨熳诱Z類》）

　　又說：

　　“讀《詩》，惟是諷誦之功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）

　　通過反復吟誦來領悟詩中蘊含的意指和情感，從而在自家心中生出對詩的獨特的感受和體驗，這是朱熹所主張的《詩經(jīng)》理解模式之核心，對此我們稱之為“諷誦自得”式。反復諷誦的目的在于自得，而所謂自得主要是指心靈的領悟和體認。涵泳、體認與自得既是道學家把握心性義理的主要方式，也是他們把握詩歌意蘊的主要方式。在這里道學與文學具有深層的相通性。

　　朱熹之所以有這樣的詩歌理解模式與他對詩歌特性的認識直接相關。他認為，詩歌乃是個人情感之自然流露：“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(fā)于咨磋詠嘆之徐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(jié)族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以作也。”“詩者，人心之感物，而形于言之余也?！保ā对娂瘋餍颉罚┮虼恕胺苍娭^風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，所謂男女相與詠歌，各言其情者也?！保ā对娂瘋餍颉罚┻@是典型的詩歌自然生成論。與劉勰的“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(fā)”（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）說、鐘嶸的“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”（《詩品序》）說極為相近。既然詩歌是個人情感的表現(xiàn)，對詩歌的理解也就需要在自家心中產(chǎn)生相似的情感，如此方能真正理解詩歌的意義。盡管《毛詩序》也有“情動于中而形于言”以及“在心為志，發(fā)言為詩”（《毛詩正義》）之說，可惜經(jīng)學家們都把這里的“情”和這“志”理解為一種集體性的政治情感，而不是個人情感了。就意味著，在朱熹這里，即使是經(jīng)學語境中的詩歌理解也已經(jīng)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經(jīng)學之藩籬。下面讓我們來看看朱熹詩歌理解模式的具體運用。其論《邶風·谷風》云：

　　婦人為夫所棄，故作此詩，以敘其悲怨之情。言陰陽和而后雨澤降，如夫婦和而后家道成。故為夫婦者，當龜勉以同心，而不宜至于有怒。又言采封菲者，不可以其根之惡，而棄其莖之美，如為夫婦者，不可以其顏色之衰，而棄其德音之善。但德音之不違，則可以與爾同死矣。（《詩集傳序》）

　　這種理解即使從現(xiàn)代以來的“純文學”觀念角度來看也是言之成理的。

　　朱熹的“諷誦自得”式詩歌理解模式的形成機制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。一是歷史語境。朱熹處于一個士人階層主體意識空前挺立的時代。由于宋王朝的“右文政策”以及佛學的影響，宋代士人特別注重人格境界的自我提升，注重心性義理之學，一流士人大都以成圣成賢自期。在學術上不肯輕信前人傳注，主張“自家體貼出來”。這就形成了他們“疑傳”乃至“疑經(jīng)”的主體依據(jù)。具體到《詩經(jīng)》闡釋，從歐陽修的《詩本義》到鄭樵的《詩辨妄》再到朱熹的《詩集傳》，對《毛序》的懷疑已成氣候。例如鄭樵闡釋《芣苢》之詩說：“《芣苜》之作，興釆之也，如后人之釆菱則為《釆菱》之詩，釆藕則為《釆藕》之詩，以述一時所釆之興爾，何它義哉！”（《詩辨妄》）明確表達了對《毛詩》“《芣苢》，后妃之美也”之說的否定。何種懷疑精神為朱熹所繼承。二是從宋代士人人格結構角度看，此期一流士人大都是“復合型”人物，往往集儒家學者、政治家、文人于一體。同一個人身上的不同身份雖然有著清晰的界限，但也難免會相互滲透和影響。北宋的范仲淹、晏殊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、司馬光等等是其代表，南宋的呂本中、楊萬里、范成大、陸游、辛棄疾為其代表。而朱熹更是典型的“復合型”人物。他道學之集大成者，也是務心于世事的政治家，還是頗有才華的詩人。他的《詩集傳》屬于經(jīng)學著作，屬于儒家傳統(tǒng)學術，但很明顯受到魏晉以來詩文評之影響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把《詩經(jīng)》從“經(jīng)”還原為“文”了?？梢哉f，朱熹的詩歌理解模式是傳統(tǒng)經(jīng)學與詩文評相融匯的產(chǎn)物。他說：“平生最不喜作文，不得已為人所托，乃為之。自有一等人樂于作詩，不知移以講學，多少有益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）這是道學家口吻，近于程頤。又說：“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，方見有功。而今隨文解義，誰人不解？須要見古人好處。如昔人賦梅云：‘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?！@十四個字，誰人不曉得？然而前輩直懲地稱嘆，說他形容得好，是如何？這個便是難說，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。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，方好。若看得有精神，自是活動有意思，跳躑叫喚，自然不知手之舞，足之蹈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）這是真正的文人口吻，較之劉勰、鐘嶸毫無遜色。由于有著深厚的文學修養(yǎng)，朱熹在談論《詩經(jīng)》時，雖然有明確的經(jīng)學意識，極力使之與政教相關聯(lián)，但還是不免突破經(jīng)學藩籬，以文學眼光觀之。因此朱熹的詩歌理解模式就不僅僅適用于作為經(jīng)學話語的《詩經(jīng)》，對一般詩歌他也同樣主張采用這種理解模式。其云：“未論讀古人書，且如一近世名公詩，也須知得他好處在哪里。如何知得他好處？亦須吟哦諷詠而后得之?！保ā吨熳诱Z類》）可見，“諷誦自得”式的理解模式已經(jīng)不完全屬于經(jīng)學闡釋范圍了。在朱熹這里，詩歌理解模式呈現(xiàn)出明顯的文學經(jīng)學化或經(jīng)學文學化傾向。